當記者寫起小說

看淺水灣影灣園張愛玲展，意外收獲是見到海明威的照片，原來在1941年，他和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一起，住過這裡。那時，他們新婚不久，途經香港前往重慶，為美國媒體報導中國的抗日戰爭。他們愛上了這裡的寧靜，儘管因為擔心日軍進攻，英軍在海灘上拉起了鐵絲網。根據盖尔霍恩的描述，海明威喜歡酒店酒吧的雞尾酒，也喜歡坐在能夠俯瞰海灣的酒店陽台上喝酒，抽雪茄。

照片中的海明威看上去放鬆和享受，面露微笑，更像一個在度假中尋找靈感的作家，而不是一個正在報導戰爭的記者。那個時候的海明威，確實已經是一名享譽世界的成功作家。1929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戰地春夢》大受歡迎，奠定了海明威的文學地位，而就在他和盖尔霍恩記者身份來到香港的前一年，他的長篇小說《戰地鐘聲》出版。這本小說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素材同樣正是來自於他自己在西班牙的經歷和戰爭報導。

海明威之所以寫小說，正是因為在他18歲的時候，他決定放棄讀大學，成為了一名記者。雖然他在美國《堪薩斯城星報》只工作了半年，但是被一群想要當小說家的記者們包圍，他也產生了寫小說的念頭，不過這個念頭一直等到五年之後，當他來到巴黎居住，成為一名加拿大報紙的海外特派員之後，才開始動筆。而他的小說寫作風格，受到新聞寫作的影響，很少形容詞，使用短句，於是在文學風格上自成一家。

身兼記者和小說家的人很多，瑪莎.盖尔霍恩就是當中一個。我其實覺得有點遺憾，因為在展覽裡面，沒有見到兩人的合影，只有她的名字，甚至有點好奇，為何她沒有在這裡留下一張合影。之後搜尋資料，看到了夫妻兩人在重慶與余漢謀將軍的合影。盖尔霍恩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戰地記者，她在採訪西班牙內戰時認識了海明威，報導了希特勒的崛起、諾曼第登陸，還有之後的越戰，以及1989年美國入侵巴拿馬，當時，她已經八十歲。就在海明威寫《戰地鐘聲》的同時，盖尔霍恩也在寫她的小說《戰火紛飛的戰場》（A Stricken Field）。這部於1940年首次出版的小說，故事背景設定在1938年慕尼黑協定將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讓給納粹德國後，該國爆發了難民危機。這部小說有力地警示世人，戰爭造成的人道危機規模之大，而英國、法國和美國等國卻已證明它們無意緩解這一危機。早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協定簽署之前，在7月的埃維昂會議上，除一個國家外，與會的32個國家全部拒絕提高其不足的難民配額，這為納粹大屠殺埋下了伏筆。小說中的女主角是一名記者，而盖尔霍恩在1938年兩次到捷克斯洛伐克採訪當地局勢。雖然她撰寫了兩篇報導，但是她覺得，這些報導不能充分展現她所目睹的人道危機，唯有用小說，才能將當時在當地的一萬多名政治難民和猶太難民的困境真實地展現出來。

作為一名前記者，我很能理解盖尔霍恩的那種無奈。新聞報導的寫作規範，很難展現具體的人，作為個體的內心感受。而且因為對於事實準確性的要求，以及新聞性的特點，很多細節，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是不可能出現在報導當中，被讀者所看見。但是小說不同，可以透過小說中人物的視角，讓讀者感受小說中人物的痛苦，能讓讀者感受一個人的心路歷程，能把現實中關閉的心房，用文字向讀者展開。雖然新聞報導可以影響民意，甚至影響決策者，但是小說有著自己的特別意義，就如盖尔霍恩在她的小說四十年後再版的時候說過的，「小說無法決定歷史的進程，也無法改變歷史，但它們可以展現那些別無選擇只能經歷歷史或死於歷史的人們的生活。我替他們記住了這一切。」

這讓我想起自己在寫第一本小說的時候，其實我對自己說過，已經不是記者了，很難繼續寫報導或紀實文學。但是小說，相對紀實文學有較多的空間，因為可以構造人物，將不同的人與事件扣連在一起，有更多想像和發揮的空間。過了數十年後再看，小說可能比紀實報導的價值更高，小說不會過時的，文學的力量可以不受時間限制，甚麼時候看也能感受得到。因此，透過我的小說中的人物的命運，可以把歷史紀錄下來。而這種紀錄，不僅僅是小說中的幾個人物，還是那幾個人物所屬的時代，以及那些時代中的某幾個人群。就好像我去波蘭和烏克蘭邊境的難民營，遇到那麼多有故事的人，同時也是時代中的沙粒，在戰爭面前，脆弱無助，我沒有辦法報導他們，但是我可以把他們寫進小說，記錄下來。

記者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職業，常常有機會遇到各種有故事的人，並且可以觀察甚至和對方交流。但是很遺憾，這些人往往不會成為新聞報導的內容，因為很多時候，這些人只不過是旅途中交錯而過，或者在工作中短暫交集。但是小說則不同，這些日常的交錯，往往會成為小說的靈感，甚至可以成為小說主角的來源。

海明威有很多關於鬥牛士的小說。《沒有被鬥敗的人》，講述一個年華老去的鬥牛士，一定要堅持在鬥牛場上，於是他被安排在晚間沒有什麼觀眾的時間，最終死在了鬥牛場上。《太陽照常升起》同樣是關於鬥牛士的故事，而原型，正是西班牙小鎮龍達的一位鬥牛士。當然，遊歷或者工作生活過的地方也是一樣，隨時可以成為小說中的場景。

去年夏天，我和朋友去了龍達，老城的一家酒店是海明威在1923年下榻過的，那年他24歲。酒店的牆上掛著海明威的照片，角落裡陳列著他使用過的打字機。我們去了龍達的馬埃斯特蘭薩鬥牛場，小說原型的那名鬥牛士就是在這裡首次亮相，當時19歲。兩個年輕人成為了好朋友，根據當地官方網站的描述，海明威會去鬥牛場看鬥牛，他會一邊觀察，一邊記筆記。他在另外一部非虛構作品《午後之死》中這樣描繪龍達：

「如果你只是去觀賞一場鬥牛，有一個城鎮比阿蘭胡埃斯更適合看你的第一場鬥牛，那就是龍達。如果你將來去西班牙度蜜月，或是和任何人私奔，這裡就是你應該去的地方。整個城鎮，放眼望去，都是浪漫背景……如果蜜月或私奔在龍達不成功，那就最好先去巴黎，開始交朋友。」

1937年，當海明威參加西班牙內戰，雖然沒有機會再去南部，包括龍達，但是他一直密切關注當地發生的事情。他後來把他所聽說的龍達農民抵抗法西斯運動寫進了小說《戰地鐘聲》。雖然在小說中他沒有直接使用龍達這個地名，但是他公開表示，當小說中的主角回憶起法西斯入侵村莊時發生的事情時，他寫的就是龍達，因為小鎮的細節，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因為看到海明威最喜歡去淺水灣酒店的酒吧，於是我特地去點了一杯雞尾酒。我沒有點杜松子酒，因為我一眼就被酒牌上的「香港和上海的玫瑰」吸引住了，畢竟我的英文名字就是玫瑰，而且這兩個城市，一個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另一個是我當下的家之所在。

週末的下午，酒吧裡只有我一個人。於是我開始仔細打量酒吧的陳設，牆邊玻璃櫃裡的一本書吸引了我，我走近一看，原來是詹姆斯·克萊維爾（James Clavell）的著作《Noble House》，中文翻譯成《高貴之家》或《大班館》，上面有作者的親筆簽名。這本小說是亞洲系列小說中的第五部作品，講述的是六十年代的香港，內容涵蓋了香港的商業競爭、間諜活動以及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主角多為1841年鴉片戰爭後在港建立企業的「大班」（Tai-Pan）後裔，故事充滿了火災、股市崩潰、銀行擠兌、俄羅斯間諜等緊張情節，而淺水灣酒店，是這個幾乎全部都有原型的虛構世界中的重要場景。

作者花了三年的時間為小說搜集資料，期間當然也常常來淺水灣酒店吃飯喝酒。雖然這是一部大部頭的小說，但是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評價，完全可以把它當作一本歷史書來閱讀。而紀錄歷史，顯然應該是歷史學家還有記者們的職責，但是，又一次，這個例子說明，小說是多麼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個紀錄載體。其實回看自己，還在讀中學的時候，就是透過閱讀大量的文學作品，去了解過去的社會是什麼樣子，也理解了人性有多麼的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