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刺痛的大眾神經

最近，中國內地的網絡上發生了一單讓吃瓜群眾樂此不疲的事件。北京協和醫院一名肖姓醫生，被妻子實名舉報婚內出軌，以及在為病人做手術的時候，擅離職守。這原本只是一個狗血的肥皂劇情節，屬於私事, 但是很快，有網友扒出來，這名醫生的情人，同樣也是協和醫院的董姓醫生，作為協和醫院4+4項目的博士畢業生，她的論文質量太差.

對於她被錄取的資格，網友們展開了討論，各種關於這名董醫生的消息滿天飛，甚至有人用ai創作內容。這場討論持續的事件，遠遠超過其他的網絡熱門事件。即便協和醫院宣布，開除了事件中的男主角肖醫生，但網友們早就把他忘在一邊，不依不撓的將焦點放在董醫生身上，質疑協和醫院「4+4」培養模式不合理。

北京協和醫院的「4+4醫學教育模式」，主要針對非醫學專業本科畢業生，為他們提供進入醫學領域的學習機會，並最終培養成為高水平的臨床醫生。這種模式其實來源與美國。美國醫學院的學生首先要完成四年的本科教育，只要完成醫學院要求的先修課程（如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並參加全美統一的醫學院入學考試（MCAT）。醫學院本身是為期四年的研究生教育，包括前兩年的基礎醫學課程和後兩年的臨床實習。畢業後，學生需要參加住院醫師培訓，完成專業化的臨床訓練，這一階段通常需要3至7年。這種體系強調多元背景的學生來源和綜合能力的培養，使醫學院學生在學術和臨床能力上都更加成熟，進一步保障了醫學教育的質量。

協和醫院同樣要求學生先完成四年的非醫學專業本科教育，隨後，通過考試或選拔，學生可以進入協和醫學院進行為期四年的醫學專業課程學習。在完成醫學教育後，獲得醫學博士（M.D.）學位，然後進行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最終成為臨床醫生。這個項目的設立初衷同樣是為了吸引更多跨學科背景的優秀人才進入醫學領域，然而，儘管「4+4項目」的理念本身是積極的，但因為董醫生，不少網友開始質疑這樣的設計，認為非但沒有吸引優秀人才，反而成為特權階層的快速通道，從而損害教育公平性。一些網友聲稱，董醫生之所以能進入這個項目，是因為家庭背景，而不是因為她自己的能力。網友們的論據是董醫生的博士論文。他們指出，這篇論文只有60頁，根本達不到博士論文水平。

政府部門很快回應網絡上的爭議，衛健委表示，已經開始調查。只是，這並沒有讓網絡討論降溫，人們的不滿，已經不僅僅是針對董醫生這個個案，還開始討論4+4這樣的模式是否應該取消。網友們的不滿和憤怒其實很好理解。對於絕大部分出身寒門的人來說，從來相信的是"知識改變命運"，而改變的方法，就是參加高考，能夠進入名牌大學，包括協和醫學院。但是他們突然發現，原來有人可以不通過高考這種算是比較公平的選拔路徑。就像董醫生，先到外國讀本科，然後再施施然回來，佔用原本屬於苦讀的學生們的名額。而董醫生的這種路徑，是絕大多數普通家庭無法承擔的。

不過這場輿論風波最終還是不可避免的被抑制下去，和其他事件一樣，公共討論嘎然而止。新浪微博提醒用戶不要借助這個事件編造故事謀取流量，從而製造對立情緒。這種針對網絡輿情的呼籲非常有意思，因為正好說明，人們對於公平性的期待，對於特權的厭惡，以及強烈的無力感。因為無力，才會借助董醫生這個個案，製造和傳播，以及相信各種消息。人們並不關心這些消息的真假，甚至也不想了解4+4這樣的模式到底是不是合理。

這種社會信任的缺失，引申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一些在國際上被廣泛認可、行之有效的制度或做法，到了中國卻容易變形，甚至引發不信任與爭議？此外，即便制定了清晰的規則，對於普通人來說，不公平是否仍然不可避免？

協和醫院4+4事件揭示了一個深層次的社會現象：特權階層如何在正確的制度中找到縫隙，將其轉化為自身的優勢，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這種現象引發了民眾的廣泛不滿。制度設計中的透明度與監督不足，是特權階層能夠從中受益的重要原因。一個制度再正確、再完善，如果缺乏公開透明的運作機制和嚴格的監督，便容易成為特權階層的工具。由於中國的社會資源分配長期以來不平等，導致特權階層可以在教育和醫療等關鍵領域擁有更大的優勢。教育資源在中國是一種高度稀缺的資源，而稀缺性本身會驅使某些人採取各種方式來獲取它。特權階層通過掌握社會資源，擁有的起跑線遠遠高於普通人。例如，他們更容易獲得優質的基礎教育、更豐富的社會網絡，甚至更容易影響錄取過程中的關鍵決策。這些優勢使得他們在一個本應公平競爭的制度中，仍然能佔據主動權，從而擠壓普通人向上的空間。即便是被視為最公平的高考，師資分配的不平均，城市和農村的教育資源的差距，讓很多人其實從一出生就輸在了起跑線上。這也就是為何中國有很多的"小鎮做題家"，因為做題，是資源缺乏的普通學生，目前還算是可以提升自己在高考中的競爭力的途徑。也因為這樣，當看到那些，已經享有了充分的教育資源的人，還要來和爭奪自己眼前已經不多的機會，自然會引發社會的公憤，畢竟，普通人還是佔絕大多數。

最後，特權階層能從制度中獲利，還與權力監管的失效有關。在許多情況下，負責監督制度執行的機構或個人往往與特權階層存在利益勾連，形成經濟和監管領域中的「監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的現象。而當監管機制本身成為特權的一部分時，制度的公平性便無從談起。像協和醫院事件中，當外界要求公開錄取和論文審查過程時，相關機構並未及時作出回應，甚至從可以公開查閱的網站下架了相關論文，這種缺乏透明度的行為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不滿，同時也助長了各種不準確的消息的傳播，因為即便有人想要核實，也已經失去了一手的消息來源。

為什麼一個本應是私人醜聞的事件，能引發全民關注並最終演變為對整個制度的質疑？答案或許在於，這不僅僅是單一的醫學教育模式問題，而是觸動了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痛點——社會階級固化的恐懼與對公平機會的渴望。

每當網絡上開始充斥著誇張不實但資訊，從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調動人們的不滿情緒時，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樣，理解公眾的憤怒並非無端而起。這種憤怒代表著一種集體焦慮，是對"寒門再難出貴子"這一現實的無奈反抗。在中國，無數普通家庭，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學生，只能透過當「小鎮做題家」，通過刻苦拼高考這一窄門，而特權階層卻能輕鬆繞道而行，原本已經享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拼不過“小鎮做題家”，那可以去國外留學。過去，公眾會以為，從此各走各路，但是這一次，董醫生讓大家看到，原來這些人在爭奪自己有限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對這一事件的持續關注，遠超出對事實真相的追求。人們更像是在借此宣洩長期積壓的對社會不公的不滿。在網絡上展現的愈演愈烈的討論和各種未經證實的言論，實際上是一種集體情緒的宣洩，一種尋求心理平衡的方式。畢竟，在很多人看來，口頭上的反抗特權，而且這種反抗經過衡量之後發現並沒有風險，那麼網絡上的宣洩，似乎是能做的唯一事情，至少讓無力感稍微的減少一點點。

面對被刺痛的大眾神經時，當局最重要的做的，當然不是簡單的安撫，或者是抑制公共討論，而是真誠的理解、尊重與回應。政府需要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憂慮被聽見了，他們的訴求被重視了，他們的權益將被保障。只有當公眾感受到真誠的回應，看到實質性的改變，感受到制度在向更公平、更透明的方向發展時，被刺痛的神經才能真正癒合。協和事件應該不會是最後一個挑戰公眾情緒的事件，很快，人們的注意力會放到其他的事件上。也許當局會因此鬆一口氣，但是問題在於，如果這次公眾的關切沒有得到回應的話，那麼很快就會有下一次。雖然大眾的神經在一次次的刺痛之後會變的遲鈍，但是誰知道，會因為那一個事件，讓公眾突然反應激烈。就好像這一次協和事件，怎麼就從八卦，變成了嚴肅的公共政策討論呢？

(已刊登於《信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