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家衛《繁花》的失望
王家衛導演的電視連續劇《繁花》終於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可以感覺到我身邊上海朋友們的情緒起伏：期待，興奮，失落，失望，原本期待還原上海這個城市如何從六十年代走到九十年代，結果，王家衛直接跨進了九十年代，而且是一個掛著九十年代標籤，填充了四十年代人物造型的上海。在黃河路長大的朋友總結：就是一部港片五億探長，只不過背景換成了上海，變成了小老百姓借助改革開放的契機的發跡史。
至於她為什麼看，其實就是身為上海人湊湊熱鬧，聽聽上海話過過癮，至於國語版，那是根本無法看下去的。
但是一部電視劇能夠在國家電視台播出，那絕對不是為了讓觀眾湊湊熱鬧。在當下的輿論環境下，這必然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宣傳國家成就，說好中國故事。正如王家衛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要展現改革開放給普通中國人帶來的變化。於是，小說裡面沒有提，主人公阿寶如何發跡，變成了王家衛鏡頭下的重頭戲。加上他對光影的運用，啟用的演員，至少從視覺效果上來說，是不錯的享受。但是也因為這樣，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讓人感覺良好，不鼓勵思考的內容，正是官方的最愛。
我還記得第一次讀小說《繁花》的驚艷。那是2013年，上海的一位文學編輯朋友給了我一本書，他說，這是用上海話寫的，值得看。我應該是一口氣不停歇的看完的。我在上海弄堂長大，從小學到中學，同學朋友家庭背景不同，因此有機會進出上海不同地方，因為這樣，小說中的所有人物，不管是資本家家庭的阿寶，軍人家庭的滬生，還是來自工人家庭的小毛，以及他們周邊的人，在我的眼前，都有一種活靈活現的樣子。至於像李李還有玲子這樣的女性，九十年代初的上海，還有深圳，隨處可見，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異常努力的，甚至有點野蠻的，生長的。野蠻生長，帶著點生猛，那才是九十年代的黃河路，九十年代的上海。
可是，那個時候，雖然小說得了獎，也算是暢銷，但是畢竟是文學作品，觸及到的讀者人數有限。也因為這樣，知道王家衛改變《繁花》，和很多人一樣，我也充滿了期待。只是幾年前看到預告片之後，馬上放低預期值。九十年代的上海，即便是賺到了錢的人，哪有電影中那麼精緻。那個時候，剛開始化妝的女性，擦的是孔雀藍的眼影，髮型是港台八十年代的，開始穿西裝的男性，哪有那麼貼身的剪裁，很多人甚至還留著衣袖上的商標。那個時候的上海，雖然已經算是最開放的內陸城市，但是和港台，不管是資訊還是生活方式，還是有著年代差距的。而王家衛的預告片，我看到的是流光溢彩，粗糙的黃河路，變成了三四十年代的百樂門。
喜歡小說，是因為在瑣碎的對話中，讀者可以感受到個人的命運，是如何被大時代裹挾。就好像最後消失了的蓓蒂和保姆，只要對於文革有所了解，都可以想像，一個從小生活優渥，善良純真的女孩，父母被打倒下放勞改，面對抄家和武鬥，難以想像她可以如何生存下來。小說裡面沒有描寫，但是只要有這樣的人物存在，即便是留白，不響，那也足夠震撼了和讓人痛心了。小說中另外一個女性角色，愛讀書的姝華在政治運動中活下來了，但是金宇澄為她安排的結局同樣讓人唏噓不已。她的年紀比蓓蒂稍為大一些，成為了不得不相應毛澤東號召，上山下鄉的知青，去了東北。她和當地村民結婚了，當她終於回到上海，遇到阿寶和滬生的我時候，她精神錯亂了。這樣的人物經歷，其實並不需要作者特別的構思，因為這是文革期間，發生在很多知青，特別是女性身上的事情。
小說中有一段她和滬生的對白，也因為這樣的文字，讓我特別喜歡這部作品，也期待有越多人讀越好：
“姝華說，人與人的區別，大於人與猿的區別，對吧。滬生不響。姝華說，羅蘭夫人臨死前講，自由，有多少罪惡，假爾之名實現。滬生說，我不禁要問了，姝華一直喜歡背書，被這種內容，有意思吧。姝華說，秋天到了，人就像樹葉一樣，飄走了。滬生說，春夏秋冬，要講林蔭路，此地最好上海有一棵法國梧桐，遠東最大懸鈴木，曉得吧。姝華不響。滬生說，租界時期，這條路叫馬斯南路，為啥呢？姝華說，聽說是幾年儒勒馬斯南，法國作曲家。滬生說，我只曉得儒勒凡爾納，《海底兩萬里》。姝華說，馬斯南的曲子，悲傷當娛樂，全部是絕望。滬生說，姝華不可以絕望。姝華說，此刻真是特別，前面的嵐皋路，租界名字，高乃伊路，高這個人，一生懂平衡，寫喜劇悲劇，數量一樣，就像現在，一半人開心，一半人吃苦，再前面，香山路，舊名莫里哀路，與高乃伊路緊鄰，當年莫里哀只寫喜劇，輕佻歡暢，想想也對，一百年後，法國皇帝上斷頭台，人人開心歡暢，就像此地不遠，文化廣場，人山人海，會宣判，五花大綁，標準喜劇。”
滬語版的同名話劇，這段對話出現在差不多劇終的時候，最後落幕，響起的是《新鴛鴦蝴蝶夢》。這又是一種留白和不響，讓觀眾們自己回味，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的跌宕起伏，掙扎求生。看到有評論說，沒有經歷過文革的香港人，是拍不出經歷過文革的上海的。也許這樣講對王家衛不公平，因為如果要把原著中的六十年代加入進去的話，按照現在的審查標準，作為一部想要在全國範圍內播放的大眾影視作品，過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為不夠正面。畢竟小說只是文字，可以用留白讓大家想像，但是變成影像，處理起來就困難的多。就好像當年陳凱哥的電影《霸王別姬》，因為中間文革批鬥的場景，差點無法公映。只是，到底是知難而退，還是本身對六十年代沒有興趣，或者刻意忽略，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
只是，如果我們只看到阿寶如何在九十年代發家致富，看不到這一代人，是經歷了怎樣的童年和青春期，是無法明白，為何會如此急迫的要抓住每一個機會，為何會有一種要把失去的時間，失去的年華，用快進的生活補償回來的焦慮，看不到這種機會背後的脆弱。畢竟在九十年代，最有效的商場工具是關係，這也就是為何一堆下海的官員，一堆官二代們，才是商場真正的弄潮兒。即便是外資，拿那些投行來說，為了要做中國的生意，不就是從九十年代開始，聘用在海外接受過教育的中國內地背景員工。雖然這為很多靠學習改變命運的中國人帶來了機會，但是在這些員工中，不少擁有最值錢的“關係”，因為他們的家庭背景。
很多上海的朋友感嘆，九十年代的上海，人們是對未來充滿了希望的。其實不僅僅是上海，而是整個中國，還有看著中國的世界。也因為怎樣，在此刻，看著王家衛版的《繁花》，除了追憶，更多的是唏噓和感慨，因為那樣的上海不見了。這可能是官方意料之外的反響。因為從宣傳的角度出發，正面的描述，應該是產生正面的力量，透過這些個人奮鬥的故事，讓人們相信，只要努力，那麼就可以獲得更好的生活。
也許是這部劇有點生不逢時，所以會獲得這麼多的批評。因為不少內地的觀眾，已經擺脫了僅僅從視覺效果來獲得感官享受，從而獲得滿足的階段，他們想要的是內容。但是沒有了過去，僅僅堆砌當下，注定內容只會是單薄的，無法讓一部作品成為經典。有評論把電視劇《繁花》定義為“爽劇”，也就是那種看完之後，覺得心情愉快，但是很快就會被拋在腦後，不再記起。但是撇開這些批評，單純從商業角度來評價這部作品的話，肯定是成功的，因為從數量上來說，有這種欣賞要求的觀眾，依然還是少數。絕大多數的人，還是會被視覺的精美，一些時代細節的還原，鮮活的人物還有對白所吸引。
只是，作為一個小說《繁花》的忠實讀者，作為一個上海長大的香港人，看到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上海和它的九十年代，被如此的展現，會有種不吐不快的感覺。畢竟，影視作品也是紀錄歷史的一種媒介，是未來的人們了解現在的一種渠道，就好像我們往往會透過過去拍攝的電影，去快速了解歷史一樣，影視做平比文字肯定更有影響力。所幸，小說的生命力是同樣強的。而且我相信，再糟糕的環境，時間最終是朋友，會大浪淘沙，去蕪存菁的，只要某個時代，某個城市，曾經有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記錄過。
（已刊登在《信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