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緒價值中尋找香港
週末快閃了一次上海，記憶猶新的，是四川中路那些站在馬路邊拍照的人群。在武康路排隊打卡武康大廈已成多年風景，但人們總能發掘新的網紅打卡點。我好奇地湊上前，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太容易「出片」的地方：比外灘更密集的歷史建築群，從裝飾藝術到新古典主義，鱗次櫛比。
1931年建造的「中國企業銀行舊址」有著豎向線條切割的立面，如鋼琴鍵般優雅，黃褐色釉面磚在陽光下泛著暖金色光澤；1911年建造的元芳公寓，清水紅磚牆上雕刻著精細的線腳。站在馬路中央，視線穿過歷史的縫隙，天際線的盡頭，恰好框住黃浦江對岸的東方明珠。新與舊，歷史與未來，在此刻交匯成一張完美的社交媒體照片。
來到被稱為「梧桐區」的原法租界，巨鹿路、富民路、長樂路一帶，酒吧顯得有點冷清，但街頭巷尾反倒是擠滿了精心打扮、尋找最佳拍攝角度的遊客。普通話、各地方言，甚至還有大量韓語交織在一起。韓國年輕人週末飛來上海進行一場City walk的風潮，竟持續至今。然而，此刻的上海已不再是法租界獨領風騷，愚園路成了新的熱點。我從網上選了一家高分咖啡店，坐落在一棟老房子裡。門口是小巧的日式庭園，兩個二十來歲的女生，從屋內拍到屋外，變換著各種姿勢。我的注意力，卻落在了她們兩人面前共享的那一杯咖啡上。很顯然，這杯算不上便宜的咖啡，與其說是飲品，不如說是一個道具，一張允許她們在這片精心營造的氛圍中盡情拍照的門票。
在我的新聞寫作課上，我讓學生們去採訪黃金周來港的內地遊客。報導中，一個詞彙頻繁出現：「情緒價值」。年輕的內地遊客們不約而同地表示，在香港的體驗極具「療癒感」。他們在中上環的街道上漫無目的地閒逛，坐一回搖搖晃晃的天星小輪，或是在日落時分，擠在亞皆老街的人群中拍攝那被樓宇切割的晚霞。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為他們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滿足。
從早期的「特種兵式旅遊」，到如今流行的「Citywalk」，再到當下對「情緒價值」的極致追求，內地媒體和旅遊業界早已敏銳地捕捉到這種轉變。官媒總結道，遊客的選擇已經從「風景」轉向「場景」，從「觀光」轉向「感受」。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經濟研究所所長黃雋的觀點一針見血：情緒消費正推動文旅市場進入結構性變革。文化旅遊的核心，在於它能讓人們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緩解現代生活的焦慮和疲勞，這與情緒消費的內核高度契合。當然，我會加上另外一個因素，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消費降級，人們需要尋找一種「自洽」的闡述。
這種需求，正牽引著遊客以更低的成本、更寧靜的心境，重構屬於自己的旅行體驗。而韓國遊客湧向上海的舊租界，內地遊客在香港的街頭找到療癒，背後的邏輯是相通的：他們要在高度現代化、 同質化)的生活環境中，尋找一種差異性，一種歷史的質感，一種屬於城市自身的、未被磨平的「身世感」。
然而，當我把目光轉回香港，卻看到一種令人費解的錯位。我們的旅遊策略，似乎正熱衷於推廣「紅色旅遊」、「盛事經濟」，甚至還在討論「熊貓經濟」的可能性。這些當然有其價值，但我們是否忽略了，香港真正不可替代的吸引力，恰恰是那些歷史遺留下來的、看似「老舊」的東西？當遊客不遠千里而來，尋找的是在他們生活中已然稀缺的城市肌理和歷史溫度時，我們卻急於向他們展示一些內地早已擁有，甚至做得更宏大、更精緻的東西。
所幸，還是有人看到了「情緒旅遊」的趨勢，那麼關鍵問題就變成了：如何有效「提供」情緒價值？答案或許並非「創造」，而是「守護」與「再詮釋」。
上海的「梧桐區」之所以迷人，不僅在於老房子的優雅，更在於房子裡生長出的新型業態——咖啡館、設計師店、獨立書店、藝術工作室。它們沒有破壞建築的原貌，反而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讓歷史與現代生活 無縫 對接。遊客來此，消費的不僅是一杯咖啡或一件商品，更是整個場景所提供的氛圍和體驗。不僅僅是上海，太多的城市，都會有一個老城區，承載著傳承的責任。有的時候我會想，上海有城隍廟，也有梧桐區，外灘建築群，還有外灘的三件套，這些建築和社區，講述了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上海歷史，那麼香港呢？其實也都在的，只是讓人有一種擔憂，那就是還能在多久，就像那些不復存在的霓虹燈招牌營造的城市景觀。
提供情緒價值，本質上是一種「策展」思維。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展覽館，而政府和旅遊業者，應該扮演的是策展人的角色。我們要做的，不是去建造新的展品，而是精心策劃展覽的動線，撰寫引人入勝的說明，讓參觀者（遊客）能夠自行發掘展品（城市）背後的故事和情感聯繫。這種發掘的過程，本身就是最深刻的療癒。
情緒價值的最高層次，源於一種文化的自信和身份的驕傲。一座沒有自信的城市，不可能散髮出迷人的魅力。而這種自信，必須由政府開始，自上而下地展現。
當我走過外灘，在露天劇場看到的，是全上海話對白的電影《愛情神話》。觀眾們，無論是本地市民還是外地遊客，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上海這座城市對自身文化的從容與驕傲。它沒有因為要面向全國、面向世界，就羞於展示自己的方言。相反，它將方言作為最鮮明的城市標誌，自信地呈現出來。語言，從來都是文化的根脈，是身份認同的核心。當然，這種對語言的自信，也是這些年開始出現的改變，十年前，我還做過一個研究，寫過一篇論文，就是關於民間如何自發的保護上海話。這是一個很困難的行動，因為當上海話無法在公共領域登堂入室的時候，民間力量是弱小的。我就是看著家族中在上海出生長大的下一代，都不會講上海話，直到最近，因為《繁花》的熱播，她們都萌生了學講上海話的熱情，覺得作為上海人不會講上海話，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
反觀香港，我會覺得，官方對廣東話的態度，有時候顯得有些曖昧。在一些場合，似乎急於用普通話來顯示「融入」與「友好」，卻忘記了廣東話本身，以及它所承載的文化，恰恰是香港魅力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回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的黃金時代，粵語流行曲響徹亞洲，香港電影定義了一代人的英雄夢想和兒女情長，香港的電視劇更是成為全球華人共同的文化記憶。那時的香港，是何等的文化自信？「Canto-pop」這個詞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強勢的文化輸出。這種文化自信，正是吸引無數人來到香港、嚮往香港的根本原因。
當政府層面展現出文化自信，整個社會便會被感染，進而在公共空間自豪地展示本土語言與藝術，讓遊客感受到的不再是單純的景點，而是一個有靈魂且為此驕傲的城市。這種由內而外散發的文化魅力所提供的「情緒價值」，是任何宏偉基建或主題公園都無法比擬的。說到底，一座城市的終極吸引力在於其如何講述自身獨特的故事與「身世」，而非物質財富。當我看到上海，開始更深刻、自信地做回自己的時候，我的心中，期盼的是香港人能夠有共識，能夠同樣驕傲的做自己，這樣才能提供深刻的「情緒價值」。
剛剛過去的 「萬聖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蘭桂坊的扮鬼扮馬的人群中，有不少在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也有特地從內地來到香港過節的遊客。我聽到其中有人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語氣是那樣的興奮：“香港的氣氛太好了，太好玩了，在北京是感受不到的。”其實不僅是北京，在上海也是感受不到的。「萬聖節」前後幾天，我在不同的網絡平台搜索關於上海「萬聖節」活動消息，結果看到的，是梧桐區的戒備森嚴，和怎麼也無法徹底禁止的，在凌晨時分出動，孤零零的，分布在不同街頭的執意要化妝過節的人。我的朋友，興沖沖的穿上一早準備好的服裝，來到浦東的一家五星級酒店，這裡的天台酒吧，難得的一連兩天舉辦「萬聖節」晚會。結果他被告知，第二天的晚會取消了，他必須要脫下裝扮才能夠進入酒吧。
當他和我分享完他的經歷之後，我的回應很簡單：明年來香港吧。
(已刊登在《信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