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轉之外：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公信力與媒體責任

在內地的公共輿論場，很流行的一個詞，就是“反轉”。 所謂“反轉”，字面意思是「事情朝相反方向發展」，在新聞語境中，它特指一宗事件在最初曝光時呈現出某種清晰的是非敘事，隨後隨著更多信息披露，情節出現顛覆性的改變，原本的「受害者」可能被揭出另有隱情，原本的「加害者」也可能情況複雜，甚至完全推翻早前判斷。

在央媒曝光幾個主流品牌的嬰兒紙尿片存在質量安全問題，並且引用地方的官方檢測機構的專家說法之後，在家長中產生恐慌，迅速上了熱搜。但是48小時之後，出現了第一個反轉，被媒體引用的地方政府檢測機構，否認報導，行業協會也出面，指記者報導中的結論不具備公信力。

於是，輿論從“紙尿褲是否有毒”轉向了“媒體是否誤導，報導中使用的檢測是否合規”。作為一個前記者，我覺得事件的正確發展方向，也就是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就是在報導引發關注之後，國家層面的政府檢測部門有責任介入，成為那個最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為何這樣說，因為行業協會有可能偏袒商家，非官方檢測機構可能被收買或者受壓，即便是地方政府的檢測部門，也可能因為廠家所屬地的關係，遭到干擾。事實上，第三輪的反轉，就是在被引用的地方政府檢測部門否認之後，記者公布了採訪錄音，否認報導造假。於是，輿論又進入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公共機構的聲明是否可信。

在沸沸揚揚的相互指責和議論中，最為焦慮的當然是嬰兒們的父母，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應該繼續使用這些品牌的紙尿片，或者說，其他沒有被檢測的紙尿片是否也存在問題。當然，生產商們迅速回應市場的疑慮，紛紛亮出自己的檢測報告，但在缺乏信任的大環境下，這些報告並不能說服父母。

之所以會有這篇報導，正是因為一些父母投訴，在使用某些品牌的紙尿片後，孩子的臀部發紅，也有父母帶孩子驗血，發現體內出現了甲酰胺。但是父母作為消費者的投訴並不代表就是事實，這個時候需要新聞媒體進行報導，引發社會對可能存在的問題的關注和討論，如果確實存在問題，就應該進行改正。在紙尿片這個問題上，說到底就是行業標準和質量安全監管。因此，報導引發的所謂反轉和健康的公共討論，應該是這名記者所說的「孩子體內的甲酰胺從何而來」。他呼籲成立國家級調查組進行獨立核查，而國家的回應非常迅速，報導四天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工信部、國家衛健委和國家疾控局成立了聯合調查小組，對紙尿片是否存在甲酰胺進行調查。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調查小組已經成立了一個星期，我看到網絡上很多父母等待結果的帖子，甚至擔心會不會不了了之。當然，網絡上也有很多專家在那里為父母提供建議，認為不需要過於焦慮，因為即便含有甲酰胺，但是劑量不大的話，不會對健康造成影響。不过，看到這些建議，我會產生這樣的疑慮：這些建議的背後，有沒有品牌的影子？

之所以會對專家無法產生足夠的信心，這是因為過往積累了太多負面的生活經驗。我曾經和學生們分享過曾經的搶鹽事件，這是2011年日本地震導致的福島核洩漏事件之後，在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等地出現了「食碘鹽可以防核輻射」的謠傳，各地出現食鹽搶購潮，造成部分商店無鹽可售，售價被炒賣高至十倍。當時的內地還有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和專家都在媒體呼籲公眾不要相信這種沒有科學根據的說法，讓投機份子有機可乘。而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香港本地的搶購行為很快平息，剩下的，都是來香港搶購的內地民眾。為什麼這樣？因為兩地的專家，在公眾心目中的公信力的不同。而這種不同背後的願意，就是專家獨立性的被認受性。

說到底，公共衛生事件從來都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信任問題。產品是否安全，可以透過儀器檢測；劑量是否超標，可以透過標準判定；但公眾是否相信這些結果，卻取決於一整套制度運行的透明度與公信力。沒有信任，再精密的數據也無法安撫焦慮；沒有公信力，再權威的專家也難以說服懷疑。

紙尿片事件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反轉再反轉，本質上不是因為信息太多，而是因為可信的、能夠被各方承認的「最終仲裁者」沒有及時出現。於是，不同角色輪番登場：媒體揭露、地方機構否認、行業協會發聲、記者反擊、企業自證。每一次發聲都像是一次「反轉」，但每一次反轉又都無法真正結束討論。因為在公共衛生這樣高度敏感、涉及嬰幼兒健康的議題上，公眾需要的不是立場，而是確定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的角色尤其重要。新聞媒體並不是審判者，也不是技術裁決者，它的功能在於提出問題、揭示疑點、促使權力與專業機構回應。假如沒有最初的報導，父母的投訴可能只是零散的個案；如果沒有報導引發的關注，也未必會迅速成立國家層級的調查組。從這個意義上說，媒體是一種觸發機制，是公共討論的起點。

然而，在每一次風波中，記者往往成為最容易被苛責的對象。一旦後續出現爭議，就有人質疑是否誇大、是否失實、是否動機不純。當然，對報導進行專業審視是必要的，媒體本身也應該接受監督；但如果在事實尚未完全明朗之前，就急於將矛頭對準記者，甚至將整個議題簡化為「媒體炒作」，那麼所消耗的不僅是某一篇報導的公信力，更是整個社會對調查報導的信心。

調查報導本身就是高風險、高成本的工作。它需要時間，需要資源，需要記者承擔法律與職業風險。如果每一次涉及公共安全的揭露，都換來的是對動機的懷疑與對職業的打擊，那麼未來願意投入這類報導的人只會越來越少。當媒體失去動力，公共議題便更難浮出水面。最終受影響的，仍然是消費者與普通家庭。

因此，真正應該做的，不是簡單地壓制或譴責，而是提升專業水準。對媒體而言，需要更嚴謹的採訪流程、更透明的資料來源說明、更科學的檢測方法解讀能力。尤其在公共衛生領域，記者必須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懂得區分「檢出」與「超標」的差異，理解風險與危害的不同層次，避免將尚未定論的技術問題情緒化呈現。這既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自身公信力的保護。

同樣地，檢測機構與專家群體，也需要反思如何建立真正被公眾認可的獨立性。專業機構的權威，不應該只來自行政隸屬關係，而應來自公開透明的程序、可重複驗證的數據，以及明確的利益迴避機制。如果每當爭議發生，專家的說法都被懷疑「是否有品牌影子」，那說明問題不僅在於輿論情緒，更在於制度設計。

獨立性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套制度安排。例如，檢測標準是否公開？原始數據是否可供第三方查驗？專家是否需要披露與企業的合作關係？這些看似繁瑣的規則，實際上正是建立長期信任的基礎。當公眾能夠看到程序本身的透明，對結果的質疑自然會減少。

當然，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政府的角色依然不可或缺。政府部門的介入，是制度層面的最後把關，也是民眾在多重信息衝突中的最終依靠。當國家層級的調查組成立，意味著問題被納入正式程序，意味著有更高標準的檢測與更嚴格的問責機制。對於焦慮的家長而言，這種介入本身，就是一種安定力量。

但理想的狀態，不應該是每一次爭議都必須等到中央部門出面，才能恢復秩序。如果所有的信任都壓在「最後一關」上，那麼前端的專業機構與媒體體系就會逐漸失去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長遠來看，這並不利於公共治理。更健康的公共輿論場，應該是媒體負責提出問題，專業機構負責給出透明、可信的解釋，政府在必要時進行權威裁決，而不是事事親自下場。

回到紙尿片事件，父母真正關心的，其實從來不是輿論的勝負，而是孩子是否安全。「孩子體內的甲酰胺從何而來」這個問題，才是討論的核心。如果調查證實產品安全，那麼企業應該得到澄清；如果存在漏洞，那麼標準與監管應該修正。無論結果如何，都應該讓公眾看到完整的調查過程，而不是只看到結論。

(已刊登在《信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