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熱衷於他人的私生活

十一月的內地網絡世界，最熱門的話題，是綜藝節目《再見愛人第四季》。這是一檔湖南衛視旗下網絡影片平台芒果tv製作的真人秀，每一季邀請三對已經離婚或者正在面臨婚姻危機的男女，在一輛旅行車上，展開為期十八天的旅行。節目的形式是旅行真人秀，加上後期採訪，以及專家的觀察點評，將三對男女的感情呈現在受眾面前，在旅行結束後，他們需要決定，到底是繼續婚姻，還是就此分手。

這一季之所以比前面三季火爆，成功成為全民議題，吸引那麼多愛看熱鬧的觀眾，看內地媒體的分析，認為是因為節目成功的呈現了不同的婚姻樣本，滿足了這些年內地受眾對能夠提供“情緒價值“的內容的需求。比如女明星和富商的婚姻，一方面滿足人們的窺探慾，另一方面也把婚內財產分配問題擺上了桌面，讓不太好意思談錢的夫妻，產生共鳴。另外兩對相對算是素人的夫妻，他們呈現的婚姻問題，更是讓很多人覺得看到了自己。和戀愛綜藝節目相比，裡面的人物，不再是儘量展現自己最光鮮和體面的樣子，於是，人物之間的相處反而真實，而這種真實，加上剪輯後凸顯的衝突，是大眾喜歡的。更重要的，這個節目正好契合了當下，人們熱衷於充當”網絡判官“的心理，於是抓住了流量密碼。

只是，熱衷於充當"審判官"，折射出社會的諸多問題。拿《再見愛人4》為例，人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其中的一個參與者麥琳指指點點，將她的一言一行放到顯微鏡下，動輒批評她的生活態度，行為和價值觀，在我看來，這或多或少的反映出，這些“審判官”們普遍具有的焦慮和不安全感，需要通過評判他人來獲得優越感，成為一種情緒宣洩的出口。同時，這種由社交媒體助長的"圍觀文化"，人們習慣於對陌生人的生活指手畫腳，會忽視自我反省和成長。越多人當道德審判官，介入他人的私生活，越反映一個社會的包容性在降低。還有，當他人的私生活被全民談論，還反映出一個現實，就是人們懂得趨利避害，選擇自我審查之後，認為不會帶來政治風險的話題來表達自己的看法，習慣性的迴避了更深層的社會議題。

綜藝節目是改變社會觀念的重要媒介，因為通過精心設計的內容，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大眾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例如，美食類節目不僅能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還可以推廣理解和包容各地飲食文化的觀念；戀愛類節目反映並塑造年輕一代的愛情觀和婚姻觀；親子類節目則在重塑教育理念和家庭關係。一些現代綜藝節目開始關注社會議題，通過輕鬆的方式傳遞環保意識、職業平等、多元文化等理念。

綜藝節目善於運用情感共鳴和娛樂元素，讓嚴肅的社會話題變得平易近人，這使得觀念的改變不再是生硬的說教，而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借助社交媒體的傳播力，這些節目往往能夠引發廣泛討論，形成社會熱點，進而推動公共議題的深入探討和社會觀念的更新。比如2024年初開始播出的韓國綜藝節目《思想驗證區域：the community》，以政治生活和對話為中心，從政治，性別，階級和開放性幾個方面進行辯論，展現不同意識形態的人之間的相處。這個節目被不少內地年輕人大加讚許，表示從中學到太多，也感嘆韓國綜藝的意識超前。

同樣是湖南衛視，2004年推出過《超級女聲》，一個大眾歌唱選秀節目。這個節目的特別之處，在於賽制的設計，“海選”讓不論年齡，地域，外貌和身分的人有了展現自己的機會，“票決”讓人們體會到了選票的力量。一名評委，因為被認為對待選手不公，於是被粉絲們用手機短信和網絡簽名發起“網絡萬人倒柯大簽名”，成功讓這名評委迫於民意而選擇退出。當時很多評論人欣喜的認為，讓成年人憂心忡忡的選秀節目，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公民意識的啟蒙和訓練的角色。也因為這樣，2011年，這檔選秀節目被叫停，《金融時報》當時的報導說，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些官員認為，讓觀眾投票，過於接近西方式民主，具有顛覆性，現實中國的審查制度對娛樂節目同樣生效。

不少人覺得，《再見愛人》從某種角度，推動了關於性別議題的討論。從表面上看，《再見愛人》似乎通過呈現婚姻關係中的衝突和矛盾，為性別議題提供了討論的空間。然而細究節目呈現的內容和引發的公眾反響，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尷尬的現實：婚姻中的女性依然承受著更為嚴苛的公眾審視和道德譴責。這種不平等的輿論環境不僅無助於推動婚姻關係中的性別平等，反而強化了既有的性別偏見。

說到性別觀念的倒退，以及人們熱衷干預他人的生活，還有一個熱點，就是中國前體操隊員，曾經獲得過世界冠軍的吳柳芳，因為做網紅主播，在直播中跳性感舞蹈而引發爭議，原因是一些觀眾認為，這樣的內容“擦邊”。根據內地的規定，短視頻主播不能製作，傳播淫穢，色情，暴力，惡俗等違反社會道德底線的內容，吳柳芳的舞蹈被一些人認為“擦邊“，就是因為她的展現身材的”性感“服裝和”性感“舞蹈屬於低俗，過一點點就能被標籤為色情，因此屬於“擦過法律的邊緣”。吳柳芳的抖音帳號被禁止關注，支持者認為，就是要打擊“擦邊”風氣，而內地的網信辦在21年就進行過全網清理行動，22年，廣電總局和文旅部發出規定，不允許網絡主播出現服飾妝容，語言行為，直播間佈景等展現帶有性暗示，性挑逗的內容。

只是，如何定義服飾妝容屬於色情？個人對於服裝選擇的自由度可以有多大？在內地長大的我，從小到大，見證了內地對於"色情服裝"的定義與認知所經歷的戲劇性變遷，以及反映出的社會觀念的演變。八十年代初期，"着裝非議"現象實際上是一場關於開放與保守的社會角力。當時，一條過膝的裙子都可能招致側目，穿著喇叭褲的年輕人會被貼上"不正經"的標籤，露出腳踝的褲子甚至會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個年代，緊身衣、背心、無袖上衣都曾引發激烈爭議，有的城市甚至出現過"陽光服務隊"專門勸導"不當着裝"。在工廠和機關單位，領導經常會約談穿著"新潮"的年輕職工，認為這種裝扮"不夠莊重"，有損單位形象。校園裡，女學生穿著連衣裙或緊身牛仔褲都可能收到老師的"關心談話"。當時的報紙和雜誌常常刊登讀者來信，討論着裝與道德的關係，其中不乏將服裝開放等同於精神墮落的論調。

在吳柳芳之後，又有一名退役游泳運動員劉湘，因為在自媒體中發布穿泳衣的照片被網友舉報，認為“擦邊”，這種公眾對他人私領域的過度干預讓人擔憂。在社會控制較為嚴格的環境下，確實更容易出現群眾性的"道德糾察"行為，這體現了一種向下轉移的管控壓力。當人們在公共領域和政治領域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和參與感時，往往會把注意力和管控欲望轉向更容易介入的私人領域。

這種現象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理解：首先是替代性發洩。當人們在重大社會議題上缺乏表達渠道時，容易將關注點轉向對他人私生活的評判，因為這是一個"安全"且容易獲得話語權的領域。其次是權力的模仿效應。在強調管控的社會氛圍中，普通人會不自覺地模仿權力運作的方式，將其複製到人際關係中。舉報他人的着裝、干預他人的生活選擇，某種程度上是在重複他們所經歷的管控模式。更深層的原因是集體焦慮的轉移。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和各種不確定性，人們試圖通過干預和控制他人來獲得某種確定感和優越感。當社會控制收緊時，這種焦慮會被進一步放大，導致更多人熱衷於充當"道德警察"。

吳柳芳的帳號在被禁止關注七天之後，馬上以每小時增加二十萬粉絲的數量增加。大家的理由很簡單，用不犯法的方式謀生賺錢，不喜歡可以不看。至於是不是“擦邊”，問題是在“邊“到底在哪裡。不過，說到底，旁觀者再如何干預，依然不過是民眾之間的爭來爭去，對於被指責對象來說，心理上的壓力多一些，而如果心理足夠強大，比如，劉湘，就理直氣壯的懟回去，我行我素。當然她是幸運的，平台和監管部門都沒有出手，不然，面對的是社會性死亡。而一些人，深深明白這種威力，於是不參加公平的爭論和爭吵，而是動不動就向有關部門舉報。

（全文已刊登在《信報月刊》）